心中有暖，岁月不寒 [2023-01-05]

违法者是否依法受到制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基本原则，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人民尊严的妥善安置是当务之急，也是党和国家的使命。

第五处：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47]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这意味着，我们要着重处理的依然是生产与需求、发展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首先，我们必须追问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之理论前提，即法律之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并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普遍、广泛的共识和毋庸置疑的确信。责任是第二性的义务，即二次负向的行为指引机制。[1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对象化。

[38]因此，黑格尔说：法的本质就是自由。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三，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第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为制度载体和实现方式。

因此，我们要在学术的脉络下理解、以学术的逻辑阐释、用学术的方法分析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1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56]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4页。[27]人民的力量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第二，美好生活命题和权利本位命题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的价值理念。[61]童之伟：《社会主要矛盾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联》，《法学》2017年第12期，第11页。

（二）坚持全面深化司法、政法乃至法治领域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5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具体性、发展性，决定了美好生活的阶段性。在此方面，本次论坛取得的共识如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内涵。[37]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210页。

[43]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64]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5-40页。

[15]弗朗索瓦•佩鲁指出：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在中国，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各个时代的先哲也都有着各自的想象，如《诗经》中的乐土、乐郊，《礼记》中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老子》中的小国寡民理想，《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天朝田亩制度》所创制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各自相安享太平的人间天国等。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的第一种表述是，其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因此，必须建构更加完备的权利实现体系和权利保障制度。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生产与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发展的外延范围明显大于生产，社会生产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而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甚至还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而言，江必新大法官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法治供给侧改革，杨宗科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封丽霞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法治现代化的观念变革，蒋惠岭法官的报告题目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高质量法治需求，姚建宗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法学观察，陈金钊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蔡立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社会基本（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的民事权利行使，周建达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犯罪治理模式研究，韩玉亭博士提交的论文题目为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互相结合。

惟此，人民才会真正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作为个体美好生活的事业。[20]第三，需要具有层次性、发展性和无限性。

[33]参见注[25]，第133-135页。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

结语 本次论坛是党的十九大以后第一次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为主题的大型高端智库论坛，与会学者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了探讨，初步勾勒出了一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之后中国法治发展与法学发展的图景轮廓。[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36]第三，不同的具体需要往往会发生冲突。人民的目的性体现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法律思维的实质就是规则化思维，具体化为权利义务思维。[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8页。

另一方面，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近期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的美好生活就是小康生活。

因此，化解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键就在于努力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为此，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在依法治国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坚持执法为民、司法为民、普法为民。[36]参见注[27]，第43-45页。

（三）法学思维新模式 时代的变化必然引起理论思维的革命。四是从单纯的个体受益向同步追求参与社会事务的转变，更加关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更加重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社会事务参与的意愿强烈，希望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法律之于生活的意义在于，法律为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表达和规范的庇佑。

[2]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述就是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应用。6.疑难性，比如，为了打赢执行难的硬仗，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关键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在五处，以下分述之。斯大林把人民的需要表述为不断增长，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表述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通过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对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美好生活的法治实践呈现的研究和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我们认为，法律应该立基于人民共同的生活经验，体察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第二，人民的需求是价值判断的依据，人民是美好生活的评判主体。